六四25週年:留學香港接觸禁聞

2014-05-30|来源: BBC

香港各高校校園是中國領土上少有能公開討論六四事件的地方。

香港每年都會舉行各種各樣的六四紀念活動,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中國內地民眾了解1989年學運的重要窗口。

而在陸港交流過程中,學生要算是最有機會接觸到六四議題的內地人。

在香港多家大專院校的校園內,要對六四的信息視而不見幾乎不可能——香港大學有漆上了悼念輓聯的太古橋、有學生會大樓前的國殤之柱雕塑;中文大學有火車站廣場前的新民主女神像。其他大學的學生會都在六四週年前擺放悼念活動宣傳橫幅等物品。

內地學生群體也有一定規模。今年3月底,香港入境處在答覆香港立法會議員有關內地生赴港就學的書面提問時透露,自2009年以來,香港累計有6.72萬名內地學生修讀副學士或以上的大專學位,佔非本地學生的67%。

其中,即將結束的2013至2014學年就新增了1.83萬人。

那麼,在香港上學的這些內地學生又是怎樣與六四這議題互動呢?

隱晦的啟蒙



喬治與小田都是從中國大陸到香港修讀碩士課程的「90後」。他們最初接觸六四的過程很不一樣。

小田在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從較公開的途徑首次聽說六四——老師在課堂上談了。

「我的那位政治課老師,他大概的意思就說,那些學運領袖流亡海外,生活也不是特別好,也不能回來。」

「按照我現在的理解,那位政治老師對學生領袖是持一個不是特別正面的態度,可能是覺得他們幼稚。」

小田上了高中,語文老師再次談到六四事件,而且評價為民主運動。到在內地大學念本科的時候,那些在香港升學的高中同學給他帶回來首批跟六四有關的書,同學之間也在私下流傳美國製片人韓倞(Carma Hinton)的紀錄片《天安門》。

小田記憶說,一年前來到香港後,首先就到大學的圖書館借閱余傑的《劉曉波傳》,也注意到香港報章和大學校園每年出版的紀念刊物,今年還打算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六四燭光晚會。

相比起來,喬治已經記不清第一次接觸六四事件是什麼時候,只是記得小時候有同學跟他提過「北京出過事」,向親戚朋友問起時,也只得到很模糊的答案。

「我那個時候只知道這件事情聽上去比較嚴重,但具體是什麼,我還不是很清楚。」

後來,透過網絡翻牆,喬治看了很多有關六四的資料,包括小田所說的那些紀錄片。

「6月3日晚上的那些鏡頭畫面裏,的確記錄了槍聲、火光,也看到長安街上面,很多人拖著傷員,在那裏走。」

懂得翻牆讓喬治在國內就已能讀到不少六四事件的信息,他說來到香港之後沒有特別渴求接觸這些歷史資料,但畢竟是沒有了國內的那些限制,接觸六四電影之類的機會也就多了。

香港多家高校內設有與六四事件有關的紀念「景點」。

六四紀念活動是香港各大專院校每年必有的活動。

細節的思辨

看過各種各樣的史料後,喬治這樣總結與評價六四事件。

「這件事情的本質是民眾對政府有一定的訴求,他們希望和政府溝通,而最後由於雙方的溝通不暢,導致了衝突。而我並不覺得是有人試圖顛覆國家政權。」

但是在他眼中,25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並非全都帶上了光環。

「首先他們的目標不明確。雖然他們要求跟政府對話,可是他們希望達到些什麼目標,有沒有具體、可實踐的內容、方案,我認為當時是沒有的。」

「它的初衷是好的,可是它的實踐方法和他所要達成的目標並不是那麼完美,甚至說,從某程度來說,可能有些空洞。」

小田則對整場學運背後的一些權力鬥爭有深刻的思考。

「在趙紫陽去了朝鮮之後,李鵬和北京市委的陳希同、李錫銘,我覺得是很別有用心的交了一個非常陰險的材料給鄧小平,讓鄧小平說出了一番非常嚴重的定論——也就是4.26社論——進一步激怒了學生。」

中國內地學生認為香港學生對六四事件細節缺乏認識。

小田認為,當趙紫陽回來之後,又發表了一番「要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解決問題」的講話,教育部的何東昌等「專門在校園散佈『趙紫陽是他的個人意見,而不是黨中央的意見』」,讓中共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鬥爭公開化,導致隨後「不可收拾的局面」。

「事後想起來還是挺悲涼的。因為假如把它放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的很多國家都可能是黨內的溫和派和黨外的溫和派進行合作與博弈,最後把整個國家帶到了完全不同的結局。」

喬治認為4.26社論的定調並不正確,也支持平反六四民運,但在香港生活了一年後,他認為,香港人在談論六四的時卻缺乏對這些細節的考量。

「他們不知道學生提出了什麼,他們也不知道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和一些當時的分歧。」

「他們只知道中共武力鎮壓學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他們僅僅根據這一點就有妖魔化中共的危險,甚至是慢慢會有陸港之間的矛盾。」

衝擊與調和

喬治的看法,香港本地學生未必能認同。不過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認為,在六四交流這方面,中國內地學生赴港有利於推動相關討論。

「香港人對六四的立場很堅定,大家會覺得這是不必辯論的事實,是一個道德判斷,無論北京的學生與市民做了什麼錯誤的政治判斷或決定,政府肯定都不能這樣動用軍隊把它壓下去。」

「內地學生會集中討論當時學生們的判斷是否有錯。這其實不是要否定學生做錯,而是看出當中搞社會運動的經驗,怎麼去跟中共這個極權去談判,他們的態度會是怎麼樣,他們內部怎麼運作。其實都是一些值得討論的經驗。」

「其實透過討論可以更讓對方明白,為什麼香港人對六四會有這樣一種情意結。」

小田說,他在與香港本地學生的接觸當中還沒有機會談起六四,但是在與留港內地學生的討論中也看出了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在我印象中,我們的大部分同學對當時的學運領袖過於苛責——例如柴玲說『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讓他們覺得幼稚——對實際上應當負責任的黨內極端保守派反而是不夠了解。」

但是小田認為,香港的內地學生當中在六四事件上支持政府的比例不高,不過在「軍隊鎮壓沒有打砸搶的人民」這個結論上基本是一致的。

這大概就是香港本地學生與內地學生在六四認知問題上的「最大公約數」。

小田認為在港內地生在六四事件上支持北京政府立場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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