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倫】「經濟超美」中國模式與危機

2014-05-18|来源: 動向

四月三十日,世界銀行有消息說,中國的GDP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將於今年超過美國。儘管按匯率轉換的方式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依然比美國小很多,如按具有指標性的人均收入來看,中國更是離「超美」遙遠,仍處在一種發展中國家的中等水平,但這樣一個信息,無疑會讓某些「愛國者」興奮不已,給不斷在找各種「自信」理由的中國官方提供某種新的論據,或許也會再次引發這幾年已議論甚多的所謂的「中國模式」和如何看待中國應對經濟危機的處理能力等問題的討論。


「一醜遮百醜」的唯經濟增長論

鑒於中國二三十年來的經濟增長,許多人對「中國模式」大加讚頌,這其中不僅有國人,也包括許多不同國家的各類人士。雖然中國官方故作謙虛地不太去直接肯定和宣傳「中國模式」,但從一些與此相關的御用文人受到的支持和鼓勵,我們不難看出官方對此的青睞;而對「中國道路」的吹捧和宣傳,事實上也不外乎是另一種變相地鼓吹「中國模式」的形式。在一些人眼裡,不僅「中國模式」能改造中國,更能普世行之,大有就此與國際主流模式一較長短,甚至取而代之之勢。

對這種看法,筆者一向不以為然,也曾在多種場合和文章裡多次提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覺得這種提法欠缺歷史感,欠缺的歷史的縱深和寬廣的國際視野。姑且不說二十世紀蘇聯帝國及其華沙集團的整體實力超出今日中國,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也曾被人熱捧為「世界第一」(「Japonnumberone」)被視作他日定會超美的世界經濟領袖之星。然而,曾幾何時,又無論習總書記如何惋歎憤惜,蘇聯和華沙還是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而不論日本某些人如何遺憾,日本不僅沒有成為第一,且跌到第三,至今仍然面臨諸種發展的瓶頸。這其中有許多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原因,值得深思,無法在這裡一一加以探討。只就一點來說,就足該讓國人在提及文明發展模式時稍為謹慎,那就是經濟的量的增長並不能決定一切,其質量、結構、與之相關的社會發展、人口與環境、政治構架的設計等整個文明要素的配套發展才是決定一種文明能否最終崛起,成就某種文明模式的根本,那種以為有經濟增長就可以「一醜遮百醜」的唯經濟增長論不僅淺薄無知,有害於社會發展,事實上也已被中國現實日漸顯露的各種危機性現象所證偽。

中國經濟問題關鍵是結構性失調

沒有人會否認中國這些年的經濟增長,但很多國家都經歷過經濟的高速增長包括前蘇聯。而當今之世的一些新興發展國家,與中國體制全然不同,也在經歷高速增長,因此以體制特點作為充分條件直接對應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能成立的,還有其他的諸種變量需要考慮進去。更重要的是,我們還需要考慮這種增長的各種社會和環境的成本,那是早晚要償還的。就這一點來講,筆者曾多次提到伊朗伊斯蘭革命前的例子,那也曾是個經濟經歷十數年高速發展的國家。七十年代德黑蘭的繁華曾讓許多人驚歎,但由於社會的不公正、制度不配套、貪污腐敗裙帶風盛行,終於激起民變,一場以伊斯蘭教義為名義的革命徹底打斷伊朗的現代進程,三十多年後,伊朗依然還在摸索新的道路。

這幾年對「中國模式」的吹捧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從零八年起全球尤其是西方國家遭受的經濟危機。對這場危機的成因、解決和影響涉及多種複雜因素,暫不在這裡討論,這裡只說與本文有關的中國對這場危機的處理以及「中國模式」的問題。由於中國政府強力推出四萬億振興計劃,中國經濟當時躲過了衰退,有效地拉動了世界經濟的需求,因此贏得讚揚,一些人也因此對中國的所謂「權力集中能辦大事」的模式欽佩不已。○九年夏當二十國峰會在倫敦召開,中國政府宣佈四萬億刺激計劃的當晚,本人受邀在法國電視臺France24與另外兩位法國人士現場直接評論這場峰會,當主持人問筆者如何看待中國的四萬億計劃時,筆者的回答是:絕對會產生效果,但不見得真正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主持人有些不解地看著筆者,不知為何發此論。筆者的意思其實是中國的經濟問題與其它危機國家的不同,不在於增長的問題,而更在於其結構性失調,增長模式的問題。顯然,在一個時間有限的電視節目上,在主持人和其他受邀者缺乏中國背景知識下,這是無法具體展開討論、說明的。幾年過去,關於這四萬億計劃造成的問題,今天已越來越成為國內甚至是國際經濟界的某種共識。由此例,我們也可以再次說明,許多問題是需要用一個時間的維度、需要將其置身不同的背景下來加以衡量說明的。

中國下一步要經歷更大的挑戰

這幾日,讀已故美國著名漢學家魏斐德有關中國歷史的一些論述,其中談到在應對十七世紀世界範圍內因氣候、疾病等因素造成的全球性危機時,與歐洲國家不同,滿清政府借用其在征服中國中重建的權威,用當時還是相對先進但卻是很傳統的技術和制度很快地應付了危機。但是,這種對明代以來就出現的問題用危機理論家的術語來講的「假性解決」,引起歐洲人傾羨的專制制度模式,事實上卻掩蓋了許多更嚴重的問題。兩百年後,當歐洲人再次以武力打開中國大門之時,這些問題尤其是其制度性的僵硬暴露得一覽無遺,使中國很難做出其他制度性的選擇。在筆者看來,或許只有具備相當的制度彈性的國家才能更好地應對這種狀況。對那些很自信地宣稱「中國模式」偉大的人來講,筆者的一句忠告或許就是:且慢,先別急著下結論,中國下一步也許要經歷更大的挑戰。前一段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幫助中國應付了零八年危機的某些因素是否正在顯露出其內在的問題,帶給中國更大的危機呢?筆者不是歷史決定論的信徒,相信歷史中行動者的選擇和能力能造就不同的歷史結果,但前提顯然是他們要有正確的判斷,做出某種恰當的選擇。在以往的有關歷史的各種閱讀中,筆者便對歷史的這種辯證和吊詭很深的體認,魏斐德這裏舉的例證,再一次強化了筆者的這種認識。而在一個節奏加速了的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這種歷史的辯證和吊詭也以更加快速的方式不斷地顯示著,在筆者看來,或許只有具備相當的制度彈性的國家才能更好地應對這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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